泰顺“曾青天”仕学俱优，誉为“三湘之最”，与门生情谊感人至深陈能雄/文“青天”是个圣洁的称呼，历史上出了“包青天”“海青天”等受百姓爱戴的官员。在泰顺也有一位官员被湖南省东安县百姓称颂为“曾青天”，他就是清代著名学者曾镛。曾镛才品卓著，一生游历四方，历任孝丰、云和等县教谕，深受浙江按察使秦瀛、浙江布政使汪志伊、浙江巡抚阮元的器重。他晚年治理东安政绩卓著，被举为“卓异”，受到道光皇帝的接见，吏部尚书卢荫溥称他如古之循吏。他爱民如子，与门生宗稷辰的情谊更是感人至深。在曾镛去世四十多年后，年老多病的宗稷辰千里寄函，倡议为恩师办两件重要的身后事。清贫自守，却为公益常捐俸曾镛（—），字鲸堂，号复斋，拔贡出身，泰顺县罗阳镇三垟村人。清嘉庆甲戌年（），曾镛出任湖南省永州府东安县知县。他居官清贫，简约朴素，衣裳鞋袜缝缝补补了还穿在身上，好在继室张氏贤而有德，理解丈夫清贫自守的节操。夫妇俩千里迢迢前往东安，行李箱装有一条用过三四年的破布袜。刚到县署，张氏整理衣物，取出这条布袜说：“布袜虽然破了些，还可以改制成衣裳里层。”正好有一块数尺长的棉布短了二寸，张氏就用旧布袜一针一线地缝接上，为丈夫做了一件新棉衣。曾镛穿上这件衣裳，甚是欣慰，写了一首《接袜赠内》诗：布袜三年素化缁，里棉差喜未如狮。便教污浣终成服，其奈纰紽尚籍丝。制锦笑余真是学，缝裳类汝正堪师。纤纤漫听风人刺，廉吏谁非赖简为。他由缝补衣裳联想到为官之道，从古至今哪一个清官不是勤俭持身的呢？他在东安倡导清廉作风，他廉洁而不作秀，有羊续之廉，却无“羊续悬鱼”的清高，更确切的说他比较亲民。有百姓送来蔬菜、竹笋说：“这是自家地里长的蔬菜，拿来给大人尝尝鲜。”这是百姓把曾镛当作亲密乡邻，若是不收反而显得不近人情，曾镛微笑地收下这份情谊，与其亲切交谈，犹如一家人。尽管生活拮据，但有益于百姓的公益事业，曾镛总会慷慨解囊。东安县有一座龙岩义学倾颓已久，曾镛带头捐建校舍。义学屋宇即将竣工之时，他又担心将来老师的薪俸和学生们的灯油费无所出。为了义学的长久之计，他写了一篇《捐建龙岩义学引》，倡议乡绅们为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出生于廊桥之乡的他热心于造桥修路，在东安县流传着一个关于他造桥的故事。东安县舜峰之下原有一座舜石桥，地处交通要道，“四达五溪，南通百粤”。后来桥毁于一场大火，桥的石基也被大水冲走。一直以来，东安百姓都想重建此桥，但没有找到适合建桥的地址。到嘉庆年间，东安县医官王章梁，有一天看到有位白发长眉、指甲数寸的老人在溪中洗脚，血水直流。王章梁上去为他包扎伤口，老人见他是好人，指着溪水下游说：“这座桥移建到下面数十步，可保永固。”王章梁照着他指明的地方走过去一看，果然有旧桥的石基。王章梁还想仔细询问几句，谁知一转头，老人已飘然不知所踪。这件奇事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觉得这是仙人指点迷津。于是，大家商议造桥，请知县曾镛带头主持此事。曾镛欣然应承，倡议士民们出钱出力，把那座桥取名为“仙移舜石桥”。桥建成后，又重现当年商客往来如织的景象。东安县东溪江上有一个地方，两面山崖狭窄陡峭，涧溪湍急，多条溪水注入甕塘。此地是宝永之间的要津，以前原有一座石桥，往来的挑夫常在此歇脚。桥坍塌后，百姓苦于涉水渡川。曾镛就专门撰文募捐，倡议大家在甕塘上架起一座桥梁，连通起山道。桥是曾镛和士民们合力同建，为善积庆，取名“同庆桥”。移风易俗，与民共设育婴堂东安县民风敦厚朴实，比较好治理，诉讼之事较少。曾镛提倡“化民成俗”的思想，在审理诉讼案件时，会耐心地宣讲孝义礼法，在潜移默化中感化诉讼之人。在曾镛的教化下，百姓自觉养成良好的风尚，东安县诉讼案件越来越少，用瑞安大儒孙锵鸣的话说就是“一月之词不过二三纸，后乃竟无讼者。”一个官员最高的治绩不是审理了多少疑难案件，而是让百姓太平和乐，这方是最高境界。然而，东安民间有溺死女婴的陋习。其实，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已久，明清时期，很多地方都存在弃婴溺婴现象。曾镛到任后，做了一件与明代寿宁知县冯梦龙、泰顺知县范勉同样的善事，就是发布《严禁溺女示》。他在告示中写道：“此身若有父无母，身从何来？而亦思举世皆育男溺女，人类不从此绝乎……为父母者，不知是何心肠，竟乘其无知，竟利其无能无辜，取怀以十月者，任意立使之必死。究何忍提得此手起也？”字里行间显现出悲天悯人的思想。每一个陋习都是长时间形成的，单靠法令强制是难以治本的。嘉庆庚辰年（），曾镛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仿效苏州、扬州的模式设立慈善育婴机构。他与同僚们带头捐出俸禄，并倡议乡绅们出钱出力。广大士民积极响应，不到几个月，就总计捐田二百九十余亩、捐银二千二百九十余两。育婴堂设在东安县南城，正屋三层十六间，左右横屋六座二十间，屋舍宽敞舒适，且基础设施齐全，有厨房、仓房、碓房、花园等。育婴堂收养弃婴、孤儿，也接收贫困人家抱过来的婴孩，雇用奶妈在堂内抚养。曾镛的这项移风易俗的举措不仅拯救了很多弃婴，还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得到很大的改善。他说“后之君子慎守所已成，更济所未及”，呼吁民众们继续完善这一良法，希冀“幼有所育，幼有所教”。曾镛《育婴堂告成记》不忘初心，闲来读书育英才曾镛一生酷爱读书，圣贤书为他敲开科举入仕的大门后，并没有就此丢开“敲门砖”。他刚到东安之时，就联想到唐代韩愈在阳山县斋写的诗句：“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他把东安县衙东面的几间书斋取名为“得初心斋”，公暇之余读书其中，在书香中涤荡身心，永葆书生的初心。只要一有闲暇，他就手不释卷。有一个冬日，天寒地冻，曾镛到县衙刚办完公务，就拿出经书津津有味地阅读。边上的差役都说：“这是年轻学生的事，曾大人已经贵为县主，何必乐此不疲呢？”曾镛微微一笑，旁人只知读书之苦，又安知书中之乐？曾镛乐于读书，也以教书为乐。担任过教职的他，荣任东安县太爷后，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他在公退之暇，开馆讲学，慕名前来拜师的学子很多。他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绍兴宗稷辰、武陵杨大章（字海樵）是其中的佼佼者。宗稷辰（—），号涤楼，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型官员，历任内阁中书、户部员外郎、御史、山东运河道等职，曾举荐过左宗棠。青年时期的他追随父亲宗霈正来到湖南，而父亲与曾镛同在湖南永州为官，交往密切。有了这层关系，曾镛与宗稷辰的师生情谊更进了一层，名为师生，情同父子。师母张氏也很关爱这些学生，县衙庭院里长满茶树，张氏亲手采摘茶叶，把焙制好的茶叶分赠给宗稷辰等学生。恩师和师母的点点滴滴的恩情，宗稷辰到老念念不忘。他在曾镛的言传身教下，学识日进，道光元年（），他回浙江省参加乡试，高中举人。另一位学生杨大章，在两年前的嘉庆己卯年（）就考中举人了，杨大章与老师曾镛一样热衷于研究经史子集，硕果累累，著有《周易赘说》《四书补注》《海樵遗集》等。政绩显著，年过古稀朝至尊弟子们学业有成，曾镛的事业也引来的丰收时期，东安百姓在他治下安居乐业，都称颂他为“曾青天”。在那个没有媒体宣传的年代里，百姓把曾青天的事迹编成“德政歌”，在闾巷间传唱。据东安人刘中法写的《复斋公七十寿序》中记载：嘉庆丙子年，曾镛奉调入闱，离县三个月，百姓如待哺的婴孩等他回来。当曾镛归来之时，有千余名百姓焚香伏道相迎。当时天色已黑，迎接之人举起火把为曾大人照明，一直跟随二十余里，迎他入城。曾镛几次婉谢，仍然没有消减百姓的热情。当地人都说以前从未有过这样感人的场面。湖南巡抚左辅听闻他的政声，调他任乡试考官，闲时与他谈论学术经济。曾镛学养深厚，见解独到，左辅甚是欣赏，把他治理东安的考绩列为上等，左辅向朝廷举荐曾镛，称他“仕学俱优，民安于治。”道光二年（），年已七十五岁的曾镛与弟子宗稷辰、杨大章北上，他们都是“进京赶考”，不同之处是，老师是接受吏部考核，觐见皇帝；门生是参加壬午恩科会试。官至军机大臣、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卢荫溥，引领曾镛谒见道光皇帝。崇尚节俭的道光皇帝显然很喜欢廉吏，他和卢荫溥都说曾镛有“古循吏”之风，又感叹这样的人才发现得太晚。曾镛以卓异升知州，在清制中，吏部考核官吏，只有政绩突出、才能卓著的官员才可以称为“卓异”，比如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一生中三获“卓异”。在请祀曾镛入乡贤祠的呈文中说曾镛“卓荐为三湘之最”，三湘即是湖南省的别称，曾镛一个知县能获此殊荣实属不易，这也是后来他得以入祀湖南名宦祠的原因之一吧。皇帝垂赏，超迁指日可待，当此之时，曾镛却希望能早点回东安抚恤百姓。年过古稀的他看淡名利荣辱，不求高官厚禄，但求为百姓做点实事。另外，他殷殷期盼门生宗稷辰、杨大章能考中进士，实现自己年轻时未竟的梦想。宗稷辰在一首写于道光壬午年（）的诗中，记述了恩师曾镛上京面圣以及送别弟子的情景。他在诗的前四句写道：“天下几人称仕学，吾师安民愈鲁卓。顷因治最朝至尊，日边杏花正开落。”在宗稷辰心中，恩师要胜过汉代廉吏卓茂、鲁恭，他仕学皆佳，很快就因治绩最优，觐见皇帝，就如“日边红杏”，前程似锦。那段日子里，曾镛在京城馆舍里来回徘徊，翘首企盼宗杨二人的登第喜讯。不想发榜那天，宗稷辰、杨大章却榜上无名。“诲音不扬笛声涩，觖觖未得苍颜开”，曾镛怏怏不乐，其郁闷的心情就如自己落榜一样。“愁折春■杨柳枝，鹤群闲放更何依。何如归侍初心室，一扫浮云无蔽亏。”曾镛亲自送宗稷辰、杨大章出都门，临别时，他折了一枝杨柳赠给学生。宗稷辰从老师的眼眸间，看出老人家惋惜失落之情，心中暗自愧疚。宗稷辰坐上南下的马车，望着曾镛落寞无依的背影，渐去渐远。宗稷辰多么希望此刻能同老师回到东安的“得初心斋”，随侍左右，陪他说笑，为他一解心中忧愁。师恩如海，千里嘱托尽寸心谁曾想，师生都门一别，竟成永诀。后来，曾镛回任候选，于这年十月卒于东安县署。他著作颇丰，留下《复斋诗文集》二十多卷，是精神上的富翁，却家无余财。当地乡绅筹资为他收殓，由张氏和儿子扶柩还乡。道光乙未年（），曾镛的儿子曾固甫（学名金汤），为了生计到湖南等地游学，后辗转到贵州，入贵州籍。到道光己酉年（），曾固甫寄钱到家里，把母亲张氏和弟弟曾蓄甫接到贵州居住。虽然恩师去世多年、曾家流徙外乡，但宗稷辰与曾固甫、曾蓄甫仍互通音信，因此他了解曾家的生活境况。当师母七十大寿时，宗稷辰还专门写了《曾母张安人七十寿序》道贺。咸丰丁巳年（），曾蓄甫从黔西寄信回泰顺，说打算回乡安葬先人。可是，贵州山高水远，且当时兵荒马乱，归途受阻。曾蓄甫等人每每想起此事，就心如刀割，恨不能插翅飞回故土，这也同样牵系着宗稷辰的心。大约到同治六年（），宗稷辰因疾病缠身，辞官回到绍兴老家。正好泰顺人吴世芳（字润甫）摄署绍兴府训导，两人常会聊起曾镛先生。想及恩师尚未安葬，七十多岁的宗稷辰老泪纵横，他写了一封信函，附上番银（外国银元）五十圆，请吴世芳寄给泰顺罗阳三垟曾氏族人。他在信中托付两件事：一是为曾镛先生办丧事；二是拟请曾镛入乡贤祠。就这样，在众多热心人的帮助下，曾镛安葬于其爷爷坟墓右边一块吉地上。今天，当人们去瞻仰曾镛之墓时，会发现墓碑上刻着一列字：“大清同治六年大吕月。”也就是恩师入土为安这年，宗稷辰也撒手人寰，他生前为恩师写过一篇墓表文。宗稷辰离世后，他倡议的另一件大事还在继续进行。此事早在这年四月就开始着手筹备，林鹗、吴世芳、董宪曾等人联名呈报请祀曾镛入乡贤祠，经过浙江、湖南两省官员几年反复查实，最后上达天听。一生清白无瑕、两袖清风的曾青天在逝世半个世纪后再次通过层层审查。同治十一年（）正月，泰顺举行盛大的仪式，将曾镛的神位送入泰顺乡贤祠，供万人祭祀瞻仰。参与请祀乡贤活动的董宪曾称宗稷辰“实有倡始之功”，在宗稷辰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竭尽寸心，倡行义举，为恩师做了最后两件事。（注：《温州市志》等书籍记载曾镛（—），按罗阳《曾氏宗谱》记载曾镛卒于道光壬午年（），还有宗稷辰在诗作中提到道光壬午年春天与曾镛同在京城，其卒年应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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