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之情是一段朝夕相处、永远割不断的情愫。尽管家父已经弃养我们三十余年了，但是我在梦中，还时常听到他的咳声，看到他衣衫褴褛，手击破盆，被人牵押着游斗的身影，特别是我童年时代跟随他在江心屿那段生活时光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江心屿是浙南地区瓯江流域上一颗明珠。峰峦迭翠，独傲江心，塔影婀娜，倒映水波，在民间有“瓯江蓬莱”之称。
史料记载，自东晋诗人谢灵运登上孤屿，留下“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的名句后，历代文人便蜂涌而至，千百年间，留下了千古诗文八百余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丽的江心屿经过历代战乱，已是空寺古庙，断梁残柱，亭榭废墟，残碑横野，枯树草丛，满目萧然。当时新政权初建，气象更新，百废俱兴，市政府拨款，要修茸江心寺古迹，先父奉命去江心屿筹建＂温州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由此我们全家也跟随去岛上的庆兴寺(博物馆旧址)居住。
先父的血液里有着传统文人的执着和愚忠，在他上任后，国家困难，缺少经费、缺乏助手的情况下，孤身一人，跋山涉水，下坡登原，走遍浙南地区，对散落的文物做了系统的调查，同时将家中收藏多年的周代玉虎、西汉虎钮青铜錞于、宋元瓷器、汉魏石刻宋拓本，以及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赠送送的字画，甚至把家中的明清时期红木家具、盆景，一并无偿捐给博物馆。许多收藏界的老友受他感召，如平阳陈莜庄、瑞安沈桐轩、乐清朱铎民、永嘉戴轶尘、温州林镜平先生等，均踊跃献宝，为新建的博物馆增添了许多藏品。
先父为了筹建博物馆，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期间还编写了《浙江温州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存》《温州市文管会藏石考》及馆藏文物目录等著作。那时博物馆的条件差，每逢台风来临，瓯江洪水泛滥，江心屿四处受危，这时先父总是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将馆藏文物迁到安全地带。一位在革命纪念馆工作过的老同事回忆说“凡是重要的文物，方老总是亲自搬移，爱宝如命，生怕损坏，不让我们沾手”家母生前也曾说过，父亲爱护文物，胜过爱护自己的子女。
由于受家父的影响，我自小也养成了喜欢收藏的习惯，每逢得到宝物，就喜欢翻书琢磨，想不到五十年后，我也爱上了这份令人欣喜的文博工作。
在孤屿生活的日子里，我最喜欢在涨潮时上西塔观潮，落潮时到江边涂滩嬉水。肚子饿了，就到大殿供品案前找吃的。一次，我在岸上看见一个和尚下涂滩捡竹缆烧火，于是顽皮心起，恶作剧了他一下，故意从岸边推下一块大石头，溅得他满脸泥浆，引来他一顿臭骂。事后告诉父亲和尚骂人之事，父亲笑着说：“你胡说，和尚不会骂人的”。
改造后的江心大殿，改金刚殿为牌楼山门，正殿前砌成了月台，两廊间安装了钟鼓楼，前殿供观音菩萨坐像，两侧供从“头陀寺”移来的木雕-十八罗汉坐像，后殿供地藏王菩萨像。两壁间立有石碑，记录该殿兴修盛况。我常在寺院帮和尚画图剪贴。大殿两侧花园内，种有十几株重叠罗汉大松，每年结出“8”字形红绿相连的果实，我叫它为“和尚背尼姑”，绿果苦涩，红果紫而甘甜，比葡萄还好吃。老和尚常以此果赏我。事后得知出处，就独自溜进园内采摘。
先父筚路蓝缕，事业终于有成。在博物馆初建的十年里，馆藏文物已达二万余件。当时的领导看先父的工作负荷实在太大，为他增派了一名临时裱画工和伙房勤杂工。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博物馆东南角水池边有一棵高大的橄榄树。台风过后，常有橄榄掉落下来，其味甘涩可口，我们兄妹见了，捡来解馋，吃得多了，致使两目红肿，像两个大核桃似的。当时江心屿缺医少药，父亲给每人贴上一片豆腐、贴在我俩的眼睛上、因豆腐内含石膏、不久便退火消肿。在馆的西侧伙房前，有口水井，名日“灵寿泉”，井圈由青石堆砌，绳痕累累，甚是古朴，此井水质凛冽、寒气袭人。父亲说，过去和尚骗香客，说往井里投抛钱币，形成水晕久涟而不散的奇观，可带来好运，时长日久，井底钱币盈尺。传说有位和尚下井捞钱，不幸得了阴寒症，卧病三年。当时我年少气盛，不信此言，就约了几个同伴，大热天穿上棉衣，系着绳子也下井尝试了一回探险。井有两丈多深，寒气砭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捞上一只空铁篮子，而钱币早被和尚捞走，至今忆起都颇觉好笑。
先父晚年躺在病床上，还常说“灵寿泉”水质清冽甘甜，堪为温州众泉之冠，为此，他的学生许国栋、林剑丹和张索，常去古井打水，运来给先父沏茶品尝。
记得当年我乘小舢板过江去上学，寺院船夫奇道伯怕我调皮落水，还特意用绳将我拴在船旁。我常从麻行码头上岸，到信河街周宅祠巷的“保禄小学”(天主教堂)读书，一路上踩着石板小路，穿过小桥河埠。在喧闹的街市上：有“聋子吹喇叭卖雪花膏”的；有“瞎子挑担卖檀香”的；有“黄伯仁表演杂技魔术卖膏药”的……喧闹的街景，常看得我着迷，以致上学经常迟到。后来有了渡轮，我家搬回蝉街王乾泰大院住，即先父画中经常所题的禅园(后被拆毁建为大酒店)。大院共五进，每进有大前间(大厅)，左右为：正间(二厅)、二间(照厅)、及三间佣人房，东西首还有用雕砖砌成，通风当阳花墙间隔的厢间(厢厅)，庭院的天并台阶，用巨型青石铺成，阶下的天井，铺泥栽花，种植各色时令鲜花，四季如春。入口南正门有一水相隔，与画家孙孟昭先生为邻，那时先父常带我去孙家欣赏荷花；并排相邻的，有林宅大院(前松台专科门诊旧址)。我家住第三进，先父书房就设在三间相连的厢厅，其时刘印怀、任公衡、夏承焘、戴家祥、林镜平、苏渊雷等诸公，常来赋诗唱酬，谈艺论画；第五进(后为松台小学操场)是庭院，里面亭台楼阁，假山流水，十分雅致，池边有座小楼，登斯楼也，可凭栏远眺。盛夏时节，池中荷叶翩翩，莲花粲粲，水鸟啾啾，蝉鸣嘶嘶，先父常在树荫下作诗吟唱，或刻印自娱，不亦乐乎；时逢仲秋，皓月当空，先父又常邀三两文友，把盏月下，应联作对，击节咏唱……岁月流逝，盛景不再，政府拆除了王乾泰大院，还常有文物小贩低价从民工处买下明清的木雕构件，转手倒卖，甚至运往海外，获取暴利。
我常静夜窃思，一个民族能屹立于世界之林，应以其文化称雄。中国的家居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融合了哲学、美学、艺术、科学技术……中国历代的文人学士，大都隐匿于江南市镇，他们把聪明才智与当时建筑技术相结合，把情趣、追求、憧憬物化成优美的建筑艺术，所以在此呼吁，各界有关仁人志士，在温州旧城拆迁一事上，望手下留情，尽可能保留我温州的历史风貌。
江心屿周围的滩涂，退潮时常会留下来不及游走有小鱼螃蟹，那时我会下滩为它们搭窝筑巢。一次因为太专注，涨潮时竟不知觉，经远处有人呼喊，方知被涨潮困住，幸亏船夫奇道伯的驼背儿子推着木脚盆救我上岸。
西塔是我童年常去游玩的地方，塔上有成批飞鸟，塔下有满目果树，静谧幽雅，游人稀少。晌午时，江风吹过，宝塔飞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清脆悦耳。从远看，铜铃似乎挂得并不高，但我用竹杆钩划，方知遥不可及。塔身是白鹭栖居的乐园，白鹭春汛结队而来，汛过合群而去，一年一度，从不失约。白鹭在佛龛里下蛋孵鸟，老鹰常来袭击偷蛋，这时群鹭扑翅惊叫，往往鸟飞蛋打，覆巢无存。在下面观望，有时鸟粪着头，十分狼狈。当时温州还没有动物园，园林管理处调来一位叫文波的叔叔，我喊他“猴头阿爸”。他在江心屿放羊养猴，工作十分认真，圈养的猴子天性调皮，经常出逃伤人，我经常看到他东赶西追，气喘吁吁。“猴头阿爸”和我是忘年交，我经常帮他放羊，因为放羊时，我可以骑在印度种的羊背上兜风。口渴时把母羊骑到西塔中，推倒在地挤奶喝。
我也常去东塔玩，东塔有一段惨痛的历史，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帝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将温州亦列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入驻，在孤屿东塔拆毁了南宋王十朋读书台旧楼，新建了两栋洋房，作为英国领事馆，后改为税务司别墅，在大门口挂着一对虎头牌，牌上各悬一条鞭子，牌边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警示牌，当时听八十三岁高龄的寄山老僧说：“英国人以东塔鸟粪经常落到他们头上为籍口，拆毁塔里木构筑物，借机盗走藏在塔砖里的佛经和珍宝，也因此把东塔槽蹋得面目全非、不能登塔远望。
那时我见到的文天样祠堂已经只剩残垣断壁，不知什么时候，中堂里的文天祥和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两位民族英雄杜许、徐臻的塑像已遭毁坏。文信国公祠前的“浩然楼”(取文天样为国牺牲浩气长存之意)，已遥遥欲坠。西塔下原来还有一座谢公亭，即唐李杜诗中所讲的“孤屿亭”，里面有块石碑，上面有谢灵运的刻像，碑后面有何文渊的题记，亭后侧有徐树铭写的四扇屏风，但时久物散，至今均不知物在何处。
刚解放那些年，人民怀着对新政权的热情，政通人和，到五十年代末，江心寺的大殿髹漆得金碧辉煌，院内古木蓊郁，翠竹成荫。年，博物馆举行过一次宏大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展览”，由先父出面，邀请社会名流参加；年，先父又邀请张宗祥、马一浮、沈尹默等名家，为文天祥祠堂和江心寺大殿题词；年，先父又邀请潘天寿、王个移、费新我、吴劳等著名书画家，为博物馆作画留墨宝；年5月，郭沫若特意来参观博物馆。他对先父筹建博物馆的贡献，赞不绝口，并题词曰：“所藏金石书画，图集文物多为罕见之品，盖知永嘉文化之盛，历史悠久，信而有证”；著名电影演员赵丹、黄宗英夫妇是先父三十年代上海美专的学生，他们来博物馆拜见先父，记得那次父亲出来迎接时，赵丹做了个鬼脸，亲热地迎上前去握手，尤见师徒情深。
好景不长，不久“文革”兴起，在“破四旧”的口号下，江心大殿被砸毁，文天样祠堂和大殿被洗劫……先父多年的心血，毁之一旦，而且还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博物馆的三位造反派骨干蒋成雄、朱克明、徐定水，竟丧心病狂，将文天样祠堂两侧的石碑用铁锤砸毁，还企图冲击博物馆文物仓库打开破四旧。在此危急关头，先父舍命向省文管会发电求救，呼吁保卫温州文物(电文收据尚存)。可嗟当初世乱如此，无人顾及，先父反遭不测之祸，落得一身伤残。“文革”后，市委刘锡荣书记要派人来我家调查“造反头子”蒋成雄、徐定水等人的罪行，先父让我转告：他不愿再回忆文革惨剧，徒生伤感。更不想冤冤相报，把蒋成雄也整成卧床不起的伤残人，谢绝了温州市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员的调查。
最可气的是，馆里的“革命派”把家父打伤残后，非但不让他住院医治，还设计逼他自杀，真是丧心病狂，此等残酷和暴虐，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跟他关押同一“牛棚”的图书馆会计，真的就被逼而死。家父的遭遇，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恐惧和不安，在街坊间，我们被视作反革命家属，受尽欺凌。家父每次在挂牌游斗，受尽拳脚，回家后生怕我们姐弟作出不理智的反抗，反而安慰我们，在逆境中要忍耐，要懂得克制。
尽管纣桀暴虐，但公道自在人心，至今我还感激家父的少年好友，在三医工作的陈子良伯伯。他经常将酒菜藏在衣袖中，躲进牛棚，与家父对酌，苦中作乐。更有有志青年，如林剑丹、马亦钊等竟偷偷地拜家父为师，为了使篆刻艺术后继有人，家父也不避传播封资修的政治风险，耐心施教。
家父被打断脊梁骨后，卧床不起，在病中他仍惦记着他毕生心爱的文博事业，他看到文物惨遭破坏，竟不顾个人安危，写长信给在北京的夏鼐先生，告知图书馆书库被人占用，数十万册图书处于几十个煤球炉灶旁的险情，以及江心屿博物馆的文物被损、被盗的情况(此信现藏方介堪艺术馆)，当有人要拆迁温州一中的“籀园”古迹时，他写信要我立即送呈刘展如市长(当时称革委会主任)，呼吁手下留情，保存此園。晚年残卧期间，还是古道热肠、拿来纸数百页纸片、用钢笔记录、在文革中被砸烂丢失的历代名人千古题词（此手稿現捐赠给泰顺县博物馆），令人不胜唏嘘。
因先父要求，四川张心瑞女士将其父张大千所藏的“一山送别图”捐赠给温州博物馆，当时说妥，馆里以奖金名义支付二百元人民币，不久＂文革＂开始、＂造反派＂领导不支付奖励之款。张心瑞因儿子要做手术，多次催讨，甚至要索回原画，因此画牵涉到温州的地方文献，富有文史价值，无奈之中，家父在当时生活极端拮据的情况下(每月只有赡养全家的26元生活费)，为了筹集资金，变卖了家中明清红木桌椅向学生剑丹告贷，才凑足一百元钱，将画买下，为温州留下了一件颇有文献价值的珍品(现存江心博物馆，实应归还方介堪艺术馆收藏)。
文革中，家父常因不能从事毕生酷爱的刻印艺术而十分苦恼，他刚出牛棚，就找来破四旧时被砸损的破石章，用来刻印，在当时被监管的处境下，对他起居严查监控、但刀筆从不离手，以此满足他对篆刻艺术的痴迷。
在极左文艺路线时代、他只能篆刻书写毛泽东诗词。文革结束，家父精神大振，晚年在北京文化部国画创作组又创作了许多书画、印章精品，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礼品赠送外国友人，为祖国争光。
年，家父在“悲欣交集”的遗憾和欣慰之中，撒手西去。我们应了他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入瓯江之中。
这些年来，我继承先父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用正当手段得来的钱财，全部用于征集先父与其师友的印章书画，集腋成裘，颇有所获，为纪念先父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和对文博事业的贡献，并自筹资金建立了“方介堪艺术馆”，将先父生前的作品集中展出。一则为呼唤儒家文明的回归，发扬传统文化，彰显先父一生的艺术成就：二则先父一生贫寒，两袖清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建此厅堂，以作为他的魂系之处，以告慰他的未竟之梦。遗憾的是建馆二十余年，苦心经营的“方介堪艺术馆”竟被鹿城区政府作为违章建筑而将被强行拆除。
爸爸魂兮归来吧！
六〇年代江苏省文联及好友费新我先生等来江心屿拜访先父方介堪年方家姐妹姐夫侄女外甥女重游故地江心屿年方介堪兿術舘落成典礼海内外五百余人莅临文革期间温州文化系统批斗方介堪先生的惨状这是当年“罪行”展览的宣传画文雅堂网络书店文雅堂网络商店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浙江省平湖市锦绣路18号邮编电话86--邮箱pinghuxibo.